“文起兄，小弟感觉您对小弟在永平的所作所为有些看法啊。”冯紫英含笑问道，态度悠然。

  “紫英，我知道你是天纵奇才，开海之略，愚兄甚是佩服，但那不过是朝廷引导之策，亦是利用江南本身就存在的商贾，便是没有这等策略，那些海商亦是要走私出海，官府很难控制，你这般更为详实周到的规划，不但能为朝廷增收，亦能有效规范海商行为，愚兄是很支持的，但是你在迁安的所为，似乎就有些偏离了圣人之道了。”

  文震孟也不客气，“山陕商人唯利是图，引导当然可以，但是若是为其所用，沦为其爪牙，那就会令人不齿了，愚兄此番言语恐怕有些不中听，但发自肺腑，绝无他意。”

  冯紫英也相信对方并无恶意，自己和对方并无私人恩怨，而且文震孟和姚希孟都还算不上江南士人中的中坚力量。

  一个三甲，一个二甲，姚希孟倒还算得上是右都御史刘一燝的弟子，但文震孟在人脉关系上就只能说有点儿祖辈余荫了，而起祖父文徵明虽然说在士林中颇有名望，但是却因为任官时间很短，在官场上并无多少根基。

  “唔，小弟明白文起兄的担心所在了，不过文起兄觉得小弟是能为山陕商人所控制之辈么？”冯紫英笑着反问了一句。

  文震孟有些迟疑，他也不太相信这一点，但冯紫英的举主乔应甲就是山西士人领袖之一，而山陕商人以晋商为主，现在看其在永平府的举动，无一不是与山陕商人紧密合作，难免会让人起疑。

  在士人心目中都是商人可用，但是却不能为其所制，而商人势力无论南北都很强大，这也是一种博弈，文震孟也就是担心冯紫英也被那些势力强大的山陕商人所裹挟了。

  “愚兄当然不希望如此，但是贤弟在永平府推动大力开矿、建厂，不但将大量军户转入商人名下矿场和工坊中，而且还清理了大量隐户也一并转入，现在更是要引导流民也为商人所用，长此以往，商人势力谁人可制？”

  士人对商人的态度是很矛盾的，既要借重其经济力量，但是又要打压其在政治上的渗透，内心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所以这种复杂的态度在每个时代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人每件具体事情上都有不同反应。

  山陕商人在永平府的大动作瞒不过人，而且大量清理出来的军户、隐户都陆续进入商人开办的矿山、工坊中去劳作，这势必削弱地方上乡绅们的影响力，尤其是这些乡绅们现在都还没有能参与到其中来，自然会情绪更大。

  即便是北地士人中也多有对此颇为不齿，更别说江南士人了，不过在朝中的北地官员却是大多保持缄默，因为他们很清楚，永平府在开矿建厂的推动，直接使得永平府的经济实力得到了长足提升，商税上也得到了大幅度猛涨。

  而且榆关港趁势崛起，也表明了北方在开海之略上并非毫无应对之力，大量铁料、铁器以及新出现的水泥源源不断的南运，也表明了北方在面对南方咄咄逼人的经济攻势下并非毫无还手之力。

  虽然这个时代的士民都还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道理似懂非懂，还有些模糊，但是他们却也知道一个地方上缴朝廷的税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在朝中发言权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

  江南士人为何在朝中能具备如此影响力，那还是不是江南漕运供应了京师城巨大部分需求，湖广士人为何能在江南士人、北地士人两分天下的情形下独树一帜？那都是有历史变迁的原因的。

  湖广士人纵然不能与江南、北地士人相抗衡，但是也算占据了一隅具备了相当影响力，初去湖广籍士人的争气外，更重要的还是在江南各类更赚钱的经济作物和商业大行其道的时候，湖广的粮食产量日益重要，很多时候从江南漕运京师的米麦都已经是湖广南下经运河转运京师了。

  相比之下，西南也好，两广也好，他们相对遥远的地理位置和不太便捷的交通运输制约了其经济影响力的发挥，但是冯紫英也很清楚随着海运行业的迅猛发展，两广一年三熟的水热优势也会渐渐显现出来，加上其面对南洋的特殊区位，其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也会逐渐攀升。

  至于说北地士人影响力为何可以和江南匹敌，京师城位于北地腹地，九边面对外敌入侵军事抗衡特殊性，加上北地文风亦是不弱于江南，这些因素也决定了北地在朝中的政治影响力不会消退。

  “文起兄的担心我理解，不过文起兄在户部，也应该清楚我们永平府的现状，历欠户部赋税甚多，无他，地方劣绅把持左右县里，而兼并土地愈演愈烈，借助各种手段躲避赋役，并非府中官员不努力，而是现实条件如此，加之毗邻边地，民风骁悍，所以治安不靖，不瞒文起兄，小弟家眷来永平府的路上都曾经遭遇盗匪袭击，而据我所知，这些盗匪大多都是失去土地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落草为寇者，可文起兄觉得作为同知，小弟能做些什么呢？”

  冯紫英语气慢慢深沉下来，眉目间也满是挥之不去的阴霾，“没错，动用巡捕和民壮清剿，彻底肃清匪患，这是小弟作为同知的应尽职责，但是他们是自甘堕落而落草为寇么？这半年里府里也抓获不少这等盗匪之徒，小弟随意选了其中十人来进行调查，发现其中有其人都是因为家中贫病、歉收或者意外而欠账，甚至亦有一二是被劣绅与官府中人勾结所谋，最后失去土地，却又无所事事，难以糊口，仅有三人属于好吃懒做，本身就是游手好闲之辈，……”

  文震孟是户部副主事，当然清楚永平府历欠多年，这种情形在北地算是很常见的了，好一些的府欠一两年两三年都很正常，差一些的欠上七八年的都有。

  “便是失地，亦可去租地或者为大户所雇，……”文震孟勉强应道。

  “文起兄，说是这么说，但是你我都清楚，一方面从原来有土地沦为雇农或者租地，这其中的反差有多大，大部分人也许能接受，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无法面对这个现实，这是其一；雇农、租地，稍有体弱者便难以胜任，这地租加上赋役，家中子弟多者，身强体健者能勉力为之，又或者心智机巧者能以其他谋生维系，但那资质都属于中等偏下者，恐怕就很难胜任了，所以这等日积月累之下，腹中难饱，身上寒冷，就免不了要铤而走险了，小弟为此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发表在了……”

  “《内参》？”文震孟一惊。

  “不，《月旦谈》。”冯紫英笑了笑。

  冯紫英的这些话并非信口开河，而是做过一番调查的，分门别类的做了一个统计罗列，然后还写出了一篇文章来，考虑到其敏感性，他并没有直接送到《内参》，而是寄给了周永春，发表在了《月旦谈》上，也在青檀书院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文震孟也清楚冯紫英不是那等信口妄言之人，没发《内参》，而发了青檀书院的院刊《月旦谈》，也说明冯紫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

  这等事情南北都不少见，但是条件越恶劣的地方就越甚，因为农民面对的各种灾害、贫病、意外的抵抗能力更差，恶劣的环境下造就他们也更具有抗争性，所以也极易引发民变、反叛。

  “所以紫英觉得以山陕商人来开矿、建厂，便能给这些人以一条谋生之路？难道说这些山陕商人就是善人，那等矿山和工坊不也一样日夜操劳，只怕未必比租地或者给人当雇工好。”文震孟深吸了一口气。

  “起码多给他们一个选择吧。”冯紫英摊摊手，“有句俗话说得好，条条蛇都咬人，矿山、工坊里去谋生，能混一个饱饭，给人雇工或者租地，也差不多，可官府对矿山、工坊起码更有约束力，但对乡绅呢？”

  这句话击中要害，士绅的话语权可要比商人大多了，士绅之所以有一个士字，也就意味着他们多多少少都和读书要沾些关系，而读书却是士人的根本，也是立身之基。

  相比之下商人纵然有影响力，但却是无法和士绅相比的，所以许多发达的商人才不会不遗余力也要让子弟去读书出仕，或者买地成为田主，以求二三代之后晋升为乡绅。

  见文震孟无言以对，冯紫英自然也会不得理不饶人，“文起兄，先前小弟说的这些也都在那篇《论新兴阶层与当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动模式——从永平府工矿产业的发展说起》文章中，若是文起兄有兴趣，不妨一看，说来说去，我们也是迫于无奈，北地经济远不及江南，这是不争之事实，可朝廷现在财力枯竭，面对周边敌人越多，如何来应对，总要求变，寻找出路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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